第二天我带着特种部队的四十多个好手和六个卫士和十几个参谋和八面玲珑的政府官员一行近七十人通过内蒙古出关了。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疼，昨天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轮流不停的给我敬酒，我只要稍微迟疑，他们的脸马上就变了，在他们的压迫下我被迫不停的喝下去，我什么时候醉的都不知道，害得我头疼得厉害。

我想邀请的人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邓演达，他曾经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劳苦功高，孙中山先生对他也极为赞赏，曾说，干革命，有邓演达，就有希望。26年北伐蒋为总司令，他为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左派领导人，与**很不错。他在武汉还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副所长）等职务。

蒋发动4.12后坚决反蒋，蒋以总司令参谋长邀请被他言辞拒绝，表示只有彻底的贯彻三大政策，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象蒋那样永远也不可能成功。在武汉政府赞同冯玉祥分共主张后愤然离开武汉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的汽车队，经过苏联到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他身居异国，但十分关注国内局势，并时刻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耳“牺牲生命以赴“。

1930年5月回国，隐居上海。8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示担负起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这个委员会既反对蒋的独裁，也不赞同**所领导的革命，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找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形成第三中政治势力。

他的想法和我们正在实行的政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我们的主张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在做了，而他们却还在口头上，他在中**队，特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具有极大的威望，拥有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的政策在被中央和各地武装控制的地方根本实现不了，要不是日本人进攻形成权利真空我们也没有办法实现。而内蒙古几百万人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想尽了各种方法还是杀了2万多蒙古高层人物才勉强成功，而不管哪个省都比内蒙古多的多的人，我们也没有如此实力让他们和平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但是我们壮大以后就有机会，我们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希望，但是比他们在黑暗中摸索要好得多，我才认定他会跟我们走。（注：1931年8月17日蒋将其逮捕，对蒋而言，“杀之可惜，纵之可谓”。曾经派人劝说，只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归附南京政权，便许以副总司令的职位，他不为所动后蒋奉行不抵抗政策，反对派乘机逼其下台，他惟恐反对派把邓营救出去，便于1931年11月29日将邓秘密杀害。）

我这次出来，特地经过北平等地，一是看看北平的学校，邀请一些教授学生去支援我们的建设，也想去给我的老丈人上上坟，然后顺路去拜访少帅。

我们一行人到了北平找了地方住下后，由于在上午我带着几个人出去玩一下。5年前也是春天我也是带了几十个人到达北平，那时我年仅16岁的我只有几个兄弟